当前老龄化处于未备先老和未富先老阶段，对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挑战都是显著的。首先，老龄化带来劳动人口数量下降，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劳动力减少，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中将失去比较优势，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将大幅削弱，经济转型发展也就成为必然。其次，年轻人口同步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速度将会放缓，推动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将相应减速。再次，医保控费将成为医疗行业发展主基调。2023年1-8月，全国医保基金总收入同比增长9.3%，基金总支出同比增长18.3%；2022年中国人均医疗支出为5443元，占个人消费总额的17.16%，高于美国同期的15.69%，人均医疗支出已经达到极限。

老龄化对社会形成较大挑战，但相对应的，破解老龄化的生产关系改革却进程迟缓，无法激发生产力高速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改革的制约就成了产业发展的天花板，社会不确定性被拉大，经济周期被拉长。因此，我们需要跳出老龄化的技术概念，从社会生产关系改革的纬度看待老龄化，以生产关系的改革破解老龄化深层次矛盾，以更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于有效化解老龄化人口结构变化和城镇化放缓，关键的制约因素，源于二元城乡关系与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迟缓。只有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其获得更稳定的就业和收入，获得更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使农村劳动力更好适应城镇化所需，人力资源重新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才可持续。城镇化不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也是人的城镇化，二元城乡关系未能进一步改革，将极大制约老龄化人口结构优化、城镇化进程和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实现。

对于有效解决老龄化医疗供需失衡和医保基金不足，关键的制约因素，源于医疗领域治理体系和现代化管理制度的建立迟缓。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作为医疗领域最稀缺的医疗资源，目前并未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最佳方式进行市场化配置。在尊重医疗行业公益属性的基础上，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用人、分配和决策体系，深化机构专业色彩而非行政色彩，才能实现医疗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有序流动。医疗领域未能系统性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和现代法人治理体系，将加大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和医疗行业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2机遇：激增的市场需求与激发的市场力量

我国老龄化催生了庞大的医疗和养老需求。全国的医院诊疗人次从2010年的20.4亿次上升至2022年的38.2亿次，复合增长率达5.4%。需求在未来30年还将稳步增长，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非常有限。同时，基于中产阶级受众、基于医疗能力支撑、基于精益运营服务的专业化医养结合机构，远远满足不了老龄化带来的迫切需求。

面对需求侧的爆发性增长，供给侧的市场力量在蓬勃生长。无论是资本市场的红利，产业集团的整合，市场配置的效率，还是国家顶层政策的设计，通过供给侧改革，更加优质、高效、系统的满足老龄化时代的健康新需求。

资本市场力量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临床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如快速康复、日间手术等，层出不穷；创新药、创新器械、国产替代高端设备不断推陈出新；信息化、数字化推动互联网医疗普及和人工智能崭露头角。

产业集团力量持续推动行业整合和头部格局。从2016年开始，大型医疗集团局面逐渐形成，万张床位俱乐部出现，部队医院改革又溢出大量医学专家，为行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从2021年开始，医疗集团的头部效应格局进一步凸显，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产业链生态链开始形成，产业集团、上市公司和保险公司成为行业整合主导者，几万张床位和百亿市值上市公司不断涌现。同时，中小医疗机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行业并购整合加速，资金、资源、政策和人才都将向头部医疗集团集中，具备规模优势、经营效率和医疗产业链等全能型医疗集团主导着行业发展。

市场配置力量持续推动精细化经营和管理效率提升。在医保控费和医疗反腐的双重压力下，医院通过提高运营效率来实现发展，医疗资源开始流向有能力提升运营和管理效率、有能力保障医生收入和职业发展的机构，政策制定者开始推动医疗服务定价机制优化和医生收入阳光化，医药企业开始推动更多产品研发创新和临床效果导向。大型医疗集团在坚持行业公益性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管理属性、精细化经营和长期主义，市场化经营优势呈现，促进了我国医疗行业达到效率、质量和价格的统一。

顶层政策力量持续推动产业设计和区域统筹。老龄化在不同城市、不同人群、不同疾病谱中呈现了不同的现象与规律。随着顶层政策支持越来越具备长期性和稳定性，顶层政策设计、政府部门协调与区域发展协同统筹推进，更多市场主体携更多资本开始涌进银发经济。成熟的市场化手段和产业力量，不断激发商业模式，不断创新服务品质，最终必将推动银发经济形态百花齐，形成“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局面。

3信心：改革红利持续驱动与创新红利持续释放

中国经济过去40年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全球化和人口三大红利。全球化红利带来资本和技术，人口红利带来劳动力和消费能力，改革开放带来制度变革和全球分工合作，从而集中释放出14亿人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随着地缘政治带来的逆全球化浪潮和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调整，三大红利的内涵均面临挑战。作为深度耕耘中国老龄化产业的新里程健康集团，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对老龄化社会中的改革红利持续驱动与创新红利持续释放充满信心。

改革红利的制度驱动力，来自完善产权改革，推动所有制和竞争环境中立，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经济环境。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活力充沛，产权改革带来的效应最为明显。产权改革松绑了计划经济管制，所有资源以市场化方式进行优化配置，推动国企聚焦国家战略，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民企和外企在竞争性领域的发展、出口、税收、就业等方面做出贡献。

中国民营企业在创造了“56789”的历史贡献后，以所有制作为单一维度衡量企业标准已经不再适用，民营经济发展亟需重大理论创新，推动所有制和竞争环境中立。那么在全球范围内称得上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这群中国企业家，在当前中国经济放缓的环境下一定能起到提振信心和振衰起敝的作用。

改革红利的法律驱动力，来自完善法治建设，经济行为均在市场化、法治化的道路上进行，尊重、保护和敬畏私有产权。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国家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定会坚持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十八大以来，产权保护的政策框架、制度建设、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产权保护环境持续宽松。尽管产权保护制度尚有诸多不完善，在实践层面亦存在未能实现各所有制的产权平等保护等问题，但法治建设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共同见证这段逐步发展、有序优化、凝聚共识的过程。

创新红利的智力基础，来自规模庞大的人才队伍。人口老龄化很大程度上影响可用劳动力规模，但基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带来的各种创新创业人才，成为国家创新红利的智力基础。2020年我国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近2.2亿人，过去20年培养了6000万名工程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显示，中国已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位。通过新一轮深化改革，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动能优势，为国家的重大技术创新提供广阔舞台，人才队伍的创新红利就可抵御老龄化带来的人口负增长和人口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

创新红利的动力源泉，来自坚韧不拔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企业家承担了创新创业的巨大风险，相应地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国不断推动资本、劳动、土地、数据信息、技术等要素市场化，企业家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提高生产效率，通过生产要素组合参与国际竞争，通过竞争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中国在过去40多年涌现出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和国际品牌，这种企业家精神往往具备超越经济利益的长远追求，不仅创造企业收入和利润，更多参与国家重大建设和国际竞争，成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